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
踏入上映的第二周，電影《逆權司機》（台譯：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）的聲勢影響力未見消退，反而更因踏入黃金周假期，越來越多觀眾入場支持這套被視為 2017 年最具叫座力與觸動人心的韓國電影。單見香港各大院線的網上戲票銷路，近幾天不少場所也賣出近九成門票。能夠創出這樣叫人振奮的成績，真的要再多一次感謝所有曾經買票入場支持《逆權司機》的觀眾﹗
近三周間，已經在不同場所，舉辦了多場《逆權司機》的映後分享會。席間，每一次與觀眾談到電影的內容時，都是以戲中大家感興趣的「問題」作切入點，來引出有關戲外光州「5.18」的抗爭活動討論。大部份應該可發掘的內容，也大概在不同平台上簡單解釋過，但有一點問題，一直因活動時間關係，未有在分享會上詳細談論。
記得電影中，宋康昊飾演的計程車司機，曾經在兩至三次不的場合上，與別人分享自己在擔任司機前的工作。第一次在計程車上，他看到在首爾的大學生發動學生抗爭運動，與軍人對峙時，阻塞了交通，當時宋康昊便在車上破口大罵，說到：「學生真不知死活，只懂在搞學生運動，應該把他們全部送到沙地阿拉伯，在沙漠上吃夠苦頭，便知道自己的國家有多好﹗」
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
後來，他與剛登車不久的德國記者談到，自己的英語水平不錯，原因是早年前他曾經到中東的沙地阿拉伯工作。他說到：「我曾在沙地阿拉伯工作，這輛計程車是我用在當地賺來的錢買的，那裡真熱得要死﹗」其後，當宋康昊駕車到達光州，與當地由柳俊烈飾演的大學生談到光州人的抗爭運動時，他又說到：「你們學生真不知道我們國家有多好﹗試去一下沙地阿拉伯工作，那裡的空氣真要熱喘不到氣來 ...」
電影中宋康昊說的到沙地阿拉伯工作，不全然是虛構而已，而是有一定事實根據。韓國政府在 60 年末開始，大力推動向外地輸出外勞，來賺取外匯，其中一個最主要韓國工人到異鄉工作的選舉，正就是位於中東的沙地阿拉伯。位於首爾的韓國近代歷史博物館內，那個常設展覽，當展出至有關 70 年代韓國的國家歷史片段時，就以韓國外勞在沙地阿拉伯工作為主題，擺放了大批當年外派到當地辛勞工作工人的個人生活物品。
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
60 年代末韓國與中東不少國家開始建立外交關係，當時由於韓國國內基本生活環境，仍屬戰後發展中國家的水平，一般平民工資與待遇低，要在短時間內改善生活根本極為困難。為了解決國家發展落後的問題，當年朴正熙政府便主動透過輸出外勞，讓工人到外地打工，賺取更多的工資，來改善國家的生活條件。據當年統計，一般韓國人在本地打工的月薪，只有約一至二百萬韓圜，但到沙地阿拉伯工作，卻可比他們原有的，多賺兩至三倍以上。不少成年男性，便因這樣的差異，而決定冒險出國打工，希望可一搏脫離貧窮階層的機會。
當年不少韓國大企業，受札正熙的政策指示，主動與沙地阿拉伯的公司簽下合作合同，把數以千計的韓國勞工，外送到當地工作，當中尤以主力承辦建築工程的現代集團，為最主要與沙地阿拉伯合作的韓國伙伴。沙地阿拉伯的企業，較偏向喜歡聘用韓國人作建築工程的工作，原來一來是他們多比其他國家外勞更刻苦耐勞，這或許與韓國成年男性需要服兵役，體格較強壯有一定關係。另外，當年外派到沙地阿拉伯工作的韓國勞工，大多只會短期在當地工作，不出三年內便會賺夠金錢，回到韓國家鄉生活，鮮會決定在當地長期居留，使沙地阿拉伯較放心，不會擔心他們會逾期居留生活。
像電影宋康昊般，於 70 年代前後到沙地阿拉伯工作的韓國人，原來佔整體韓國人當年到海外工作生活移居的人口比例中極高，佔下第三位，居於美國與日本之後。然而，如電影中宋康昊所說，由於沙地阿拉伯的生活環境惡劣，不少在當地打工的工人，都只能在那裡短期工作數年，便決定回到韓國，但幸好他們所賺的錢，都已足夠使他們成功脫貧。然而，雖然他們只是當外勞一段短時間，但他們當中不少從外地回國以後，都出現健康問題。可以知道，當年上一代的韓國人，為了改善家庭生活條件，都是力盡自己的能力，從不考慮生死來擔起整頭家。單是這一點，便值得我們萬分尊重。
本文由香港中文大學講師 Steve Chung 鍾樂偉授權刊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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